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地步，虽然还有极少数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与他们的洋主子有时也还有一些摩擦或矛盾，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吏，已大都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所以，当时人民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就必然会首先遭到封建走狗政权的镇压，只反帝而不反封建统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山东义和拳确实并没有反对整个清政权、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想法和做法，而且还提出过“兴清灭教”、“洋人可灭”（《偶存》卷五、卷十一）等看起来是单纯反帝而不反清的口号。但是，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却因为反了帝国主义而经常遭到各级官府、官军及各村寨地主武装——团练的残酷镇压，所以义和拳在反帝、反洋教的斗争过程中，其经常的敌手，仍是封建政权的官员、士绅和军队。这一点甚至连帝国主义分子赫德也承认，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各国使馆正讨论如何应付义和团。北京似将面临外国军队占领的局面。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九编）。山东巡抚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早就动手向义和拳进攻，而山东义和拳在反对清政府的斗争中，也与他们在反帝斗争中一样，是十分英勇顽强和可歌可泣的。此类事例，在《偶存》之内，俯拾皆是。朱红灯在平原与官军的大战，固是其中著明的一例，而其他各地的战斗更是不可胜计。例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副将马金叙禀报茌平情形：“探匪首罗洪英、于福堂、和尚徐发等，又在刘莱寺号召伙党，仍图滋事。二十八日黎明，派许占标带马队到刘莱寺查办。甫将于福堂□获，而该匪辄纠聚二、三百人，并有马匪十余名，列阵抗拒，枪炮环施……。”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阳谷县禀：“……二十四，匪在老庄聚五、六百人，焚烧教民王兴邦房屋，肆行抢掠。会同汛官金把总士太，率勇团弹压。晓以大义不服，首先冲阵……”（以上三例均见《偶存》卷二、卷十；）。又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冠县禀称：“十一日，威县、馆陶匪徒分路入境之小王曲，团丁人少，不敢抵御……。每股或百余、七八十、四五十不等，搜查县勇丁役，声言报杀王十之仇。”
这些还是属于义和拳被逼而与官军作殊死战的性质，更有不少事例，说明义和拳在反帝反洋教的同时，还提出了“替天行道”、“均粮”（《偶存》卷十、卷九）等农民反封建的口号。有的更有逼官闹堂，勒放狱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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