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无故抢、索财物，总是属于为非作歹，令人反感。而义和拳之抢索教民，却并非属于此类，主要是因平时受教民欺勒后的一种报复行为，这一点连各任山东巡抚也不得不承认。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堂邑县禀报境内有教民被抢案件，袁世凯当即批示说，这是因为“教民等讹索平民日甚一日”（《偶存》卷三）的缘故。在这之前，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当时的巡抚毓贤在答复总理衙门询问嘉祥县为什么发生反教并抢劫教民等情事的信中说，那是因为“教民前曾讹诈乡民罚钱了事，后受罚者不服，欲向教民索回原罚之款”（《偶存》卷一）的原因。

　　由此可见，在山东义和团运动期间，义和拳或其他民间团体对教民或平民中的殷实之家进行所谓“抢劫勒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夺回过去被他们剥夺去的钱物，也同样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质的。

　　四、从《筹笔偶存》谈山东义和团运动的起因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起因问题，尽管过去曾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赞扬与同情的固然很多，诬蔑与咒骂的也为数不少，但在解放后的我国史学界，是已经逐步取得了比较统一的看法的。即：作为参加这一次斗争运动的每一个具体组织，无论是大刀会、义和拳或是白莲教的各个支派来说，虽都不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叶专为反帝反洋教才产生，而是在此之前的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过程中早就陆续产生了。但是，作为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帝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来说，它又确实是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广大中国劳动人民累年遭受帝国主义、尤其是洋教堂的压迫和盘剥，又受一些为虎作伥的教民的欺凌，清政府官吏更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偏袒教士和教民，使他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仇恨无法抑制。国难与家仇，终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浪潮。

　　但是，近年以来，又有一些同志对过去的统一认识持有了异议，他们不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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