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归咎于所谓中国农民狭隘的偏见和自私的动机，或指责义和团的愚昧无知和盲目排外等等。不过，从《偶存》的许多记载中，可以完全肯定，义和团的起因确实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洋教士的为非作恶，而决不是所谓中国农民的偏见。对此，当时山东各级地方官也是比较一致地承认了的。张汝梅、毓贤固是如此，而镇压义和团最凶狠的后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是如此。袁在光绪二十五年底到任之初，即在向北京总署的咨呈中说：“体察拳匪滋扰教民，因由积怨使然”（《偶存》卷三）。以后他在给各州县的通饬中更说得清楚：“照得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其然也……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偶存》卷五）。联系手稿中所辑录的一些具体反帝反教斗争案件来分析，其因缘本末就更为清楚。如沂州府属教案，是《偶存》内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这次教案的起因，它是这样记载的：“沂属地土瘠薄，物产无多，民情本极困苦。本年二月，德人借口查办日照街头村教案，调派兵队，分赴兰山，焚烧韩家村七处民房，村民悉数逃亡。德商慕兴立等又先于韩家村之黄河谷村，*张狗利、孙四、李振传三名，李传身受重伤。其在日照之兵，又于林家滩图奸于文福之妻未成，将于文福用枪轰毙，其弟文明亦受重伤，迄今未愈。其在即墨兵队，又于租界外之邑峪町强牵村民牲畜，用洋枪铁刀轰扎矫扶平、杨作湖、孙中明三名，因伤致毙。远近惶惑，尽室偕逃”（《偶存》卷一）。
试问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如此欺压和屠杀，不得已起而反抗，这难道是出于狭隘的偏见吗？所以，连毓贤也说：“至各属教案多至数十起，教民约失房屋财物多至七百余家，伤毙人口至十四名。论者不察，甚至谓平民欺侮教民殊属已甚。不知东省民教积仇日久，平民之为教民欺侮，因而损失财物，讹诈钱财、毁家赔偿、株累致死者，盖不知其凡几。今日之祸，皆办理教案之不持平者有以激而成之也。”（《偶存》卷一）
五、从《筹笔偶存》看山东义和拳的参加者与反对者
《偶存》记下了许多山东或直隶地区的义和拳领导人或一般拳民的姓名，包括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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