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奎俊也是地方大员中极力要求惩处董福祥者。所以，荣禄想以此说服其叔父，达到保护董福祥的目的。中外议和的结局，以“围攻使馆，系由该革（按：指端王）等指使”，董福祥只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格外从宽”（李炽《拳祸记》上集，第429页。）。在帝国主义要求处死董福祥的前提下，这样做，显然是给董福祥一个台阶。这里不仅荣禄起了作用，恐怕西太后的态度也呈爱昧状态。因为，“西太后本人也从未怀疑董福祥对她的忠顺。当北京陷落，西太后西逃时，主要靠董福祥军保驾”（林国华：《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特别是北京地区陷落前，“只剩下董福祥的甘军。而甘军是西太后留作护驾之用的最后一张王牌，不能轻易动用”（林国华：《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当经历了动荡和折腾之后的西太后，对董福祥的昔日也能表现出几分婉惜和情分来。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0月，董福祥又给荣禄复信，收入《荣禄存札》一书（董福祥光绪二十八年冬上荣禄札，《荣禄存札》第296—298页。）。董福祥革职回甘的第一封信，表露了他的苦闷和不理解；倾吐了他的怨气和愤懑。时过境迁，沧桑世事使董福祥的恩恩怨怨渐趋付之东流，官场的倾轧和得失使他对荣禄的前嫌弃置不问，每日“杜门谢客，祗领钧谕”。所以，1902年10月再给荣禄的这封信，除对当时流传在甘肃、宁夏的各种谣言作了辨白和解释外，对“上不报两宫曲予矜全之恩，下弗克饬百姓指背贻笑之羞”表示留恋和遗憾；唯一的期望就是“两宫宽宥保全，恩加格外，赏给福祥原职”，以了却他的最大心愿，“使人民得知福祥罪赦，明正归屯。在生可以对家人，九泉可以告祖宗”（董福祥光绪二十八年冬上荣禄札，《荣禄存札》第2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