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董福祥擢升喀什噶尔提督前后（即1890年前后）。1878年（光绪四年），荣禄因纳贿被参免职；1891年出任西安将军。董福祥与荣禄的结识就在这个时期。《拳匪记事》载：“荣中堂与提督董福祥最称善，任西安将军时深结之”（《拳匪记事》卷六，第22页。）。历史为他们提供了结交往来的条件和背景。从各自地位说，董福祥署喀什噶尔提督，荣禄署西安将军；从地域说，都在大西北。但他们之间更深一层的关系和往来，当始于慈禧六十庆辰，戊戌变法时趋于热潮，直到董福祥革职以后仍有往来。
《清代野史》载，董福祥入都（指参与慈禧六十庆辰），会荣禄以西安将军亦祝嘏还朝。荣禄久蓄非常之志，“得福祥则大喜，罗尔致之门下，折节与为昆季交”（《清代野史》第一辑，《悔逸斋笔乘·纪董福祥轶事》，巴蜀书社1988年版。）。二人以兄弟关系相待，从此开始了他们近十年的频繁往来。这期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特定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时人以为，自荣、董结合之后，“掀天揭地之风涛，遂滥觞于此行矣”（《清代野史》第一辑，《悔逸斋笔乘·纪董福祥轶事》，巴蜀书社1988年版。）。这里的“掀天揭地”，即指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等。
1894年（光绪二十年）正月，恰逢慈禧六旬庆典，清廷奉西太后懿旨颁诏朝野、命各省文武大员届时进京祝寿。第一，要求各省在将军、督抚、提镇、藩臬内选派二至三员；第二，清廷点名参加者四十余人，这里面既有荣禄，也有董福祥。后来的“戊戌政变”及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些清廷大员基本都在这次所列名单之内（《光绪朝东华录》第3320页。）。慈禧的这次庆典活动，实质上为清政府网罗同党，结成联盟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从个人仕途来讲，也是一次邀宠钻营的时机。因此，荣禄得以东山再起，月迁岁擢。董福祥不仅得到了慈禧的召见，而且借机力陈西北边备防务之策，深得慈禧的赞许，这是董福祥能够继续跻身于清政府上层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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