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卫军组建时，荣禄与董福祥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1899年2月，荣禄奏准刊刻颁发了武卫军前、后、左、右四军的关防及“钦命节制北洋各军武卫全军翼长关防”（《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荣禄折。）。武卫全军翼长关防已颁发，由谁出任？举荐策划者自然不少，如袁世凯、陈夔龙等；董福祥也是举荐者之一，他推荐多年的老搭档张俊。从最后结果看，荣禄没有接受袁、陈等人的意见，而采纳董福祥之荐举，调喀什噶尔提督张俊充任武卫军翼长；同时将张俊遵旨在甘肃新募的四营步队、一营骑兵，调京城编入中军（《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荣禄折。）。武卫全军翼长人选并非等闲之事，荣禄唯独接受董福祥之举，说明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密切的。

　　荣禄曾请其部下诸将饮酒，“福祥上坐”，酒酣，福祥已不拘小节，用秦语（陕甘口音）称呼荣禄字“仲华”。因当众人之面，荣禄觉得有失他总帅的身份，便“默然不乐”（《义和团》第一册，第23页。）。从这个场面可见，董福祥还是得到了荣禄及同僚的抬举。按中国传统礼仪，“上坐”应该是有地位、有身份或年长者所得，而福祥却竟然“上坐”。至于直呼荣禄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董福祥可能酒已过量，确已到“酒酣”的程度；二则说明董福祥与荣禄的“义弟”关系在某种情况下已超越了他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场合的问题。其实、当时的董福祥是无所顾忌的。余虎恩与董福祥都曾征战于新疆，先前关系也较融洽。但进京后余虎恩受贿于荣禄，且当着荣禄的面讽刺董福祥攻使馆“五日未克”。董福祥大怒，当着荣禄的面要杀掉余虎恩，荣禄“以身翼之”，余才得以幸免（《义和团》第一册，第19页。）。由此可见董福祥的刚愎性格。

　　在义和团运动之前，董福祥与荣禄的关系，无论在表面还是内心，基本是一致的，“与提督董福祥最称善”（《拳匪杂记》，《义和团》第一册，第263页。）。因为在这以前，他们之间还没有直接冲突。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成为他们之间思想和行动分歧的开端，从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御前会议上已发出了信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