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曾对荣禄说：“董福祥恐非尔所能节制。荣禄遂对曰：‘董若不遵调度，可请旨杀之’”（《拳匪杂记》，《义和团》第一册，第263页。）。当董福祥召对后，即统全军驻永定门，将士摩拳擦掌，准备待命与洋兵开战。荣禄闻知，即令福祥调驻南苑，董不受节制，说已受西太后面谕。荣禄无奈，再请太后朱谕，董始撤兵（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义和团》第二册，第443页。）。这里并非董福祥不受节制，而是西太后与荣禄的意图在福祥身上的双重体现，具体落到荣禄与董福祥身上，必然出现思想分歧，甚至深层的分野亦初露端倪。董、荣二人分歧的焦点，除各自经历外，都有受制于人的一面。端王载漪要攻使馆，荣禄慑于*威，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董福祥既属荣禄部下，又面受于西太后和端王，这是当时的大背景和前提。所以，即是在围攻使馆的关键时刻，二人思想的分歧似乎还没有到绝情的程度，在当时人看来也是如此。当时主和派袁昶、许景澄在写给樊云的信中说：“至董军一层，还请中堂（荣禄）通筹”（《义和团》第一册，第337—338页。），就能说明问题。到最后，荣、董之间也没有做出太过头的事来。至于董福祥革职，乃是当时大势，荣禄自身难保，已无暇顾及，更无法左右局势，但荣禄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些庇护工作。据董福祥致荣禄信，荣禄致其叔父奎俊札，董福祥还是怀念他们之间的那段旧情；荣禄也能对董福祥的过去有一个基本公正的看法。
董福祥革职后，含愤不平，曾给西安清政府掌握一定权力的荣禄上第一封书（《义和团》第一册，第327页。）。这封长信分别收入李杕《拳祸记》（上集）及柴蕚的《庚辛纪事》，是荣禄复信于董福祥之后的产物。此信已将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经历和缘由交待得十分清楚在攻取使馆问题上，荣禄施展了两面派手法。一面令董福祥进攻使馆，一面又尽力保护。荣禄在给其叔父奎俊的信里说：“端王进攻西什库教堂，董军攻使馆，旬余日均未下，现在他们都知道不容易，已晚矣。侄现仍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好在各使已怕到极处，求救不得，得侄信，感激万分，……昨天又活捉一鬼（洋人），侄赶紧送回，以全和好”（《荣禄存札》第405页，齐鲁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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