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荣禄传》记载，“提督董福祥，老成宿将，智勇兼全”。早在光绪二十年，既由荣禄“保举将才，奏请饬募万人，驻防京畿”（《荣禄存札》第418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可见荣禄在用人方面还能量材录用，不避门第，这在他的“遗折”（《荣禄存札》第403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里也得到了反映；他希望西太后、皇上能“简任贤能”（《荣禄存札》第403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所以，荣禄是看准了董福祥智谋双全的善战才能的。
董福祥与荣禄的关系为世人所注目，大约是在戊戌政变刚刚结束的1898年10月。时董福祥部部分驻扎卢沟桥，曾与外国铁路工程师发生冲突，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处理，并将董福祥调出京畿，“荣（禄）袒护之”（《拳匪记事》卷五，第65页。）。当时的卢津铁路督办胡燏棻也起了一定作用。但中外人士都认为荣禄在袒护董福祥，“荣禄与董福祥有旧，结为兄弟”（《拳匪记事》卷五，第65页。）的说法也公诸于世。董福祥革职后，也有史料作如此同样记载（《义和团》第四册，第221页。）。在当时人看来，荣、董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董福祥于戊戌政变前再度进京，就是荣禄密奏太后才成行的，实则体现了荣、董关系的一个方面（《拳匪记事》卷六，第23页。）。而另一面，荣禄在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中，尽管他不赞成慈禧及后党官僚集团对外作战，但为保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却左右逢源，依违于帝、后两党之间。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变相地违背慈禧及端、刚重臣的意旨，对后党进攻使馆的命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明攻暗保，但却为慈禧向侵略者乞和留下了余地。正是荣禄这一手，将董福祥陷入深渊而不能自拔。荣禄狡诈的一面，董福祥唯命是从的武夫形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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