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情况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仍无大改变。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大规模战斗继续进行自不必说，当英法联军打到天津、侵入北京的时候，连距离很近的畿辅地区，一般农民也还不能把外来的民族敌人放在第一位，同仇敌忾地一致对外，反而乘清政府之陷于困境而起来造反，他们急于要挣脱的还是压在身上的封建枷锁。

　　例如：“庚申（1960年），英法联军犯京师，车驾出狩热河，畿南土匪蜂扰，……冀州王洛悦、河间贾漋、刘四等，各麕集千余人，树旗起事，纵横数县，莫撄其锋”（夏孙桐《观所尚斋文集》卷7《大父易州公事略》）；献县，“值文宗北巡，奸民乘机抢掠”（秦福和《秦聚奎行述》，北师大图书馆稿本）；“（咸丰）十年秋，圣驾北巡，人心风鹤，博野萧家杨村萧三等纠众四五百人，在左近各村焚烧抢掠”（汪士锋《汪梅村先生集·文集》卷7《记李太守事》）。这年初年，咸丰皇帝仍躲在承德的时候，胜保曾上《请回銮疏》，谈到皇帝若不回京，则使“弱者怨嗟，强者觊觎，祸乱之渐，不可不妨。即如直隶现在征收下忙地丁，民间咸以回跸无期，别有意见，各属钱粮延不完纳。愚氓无知，举国若狂。”他害怕“此时犹为观望，将来激成厉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年如此，来年更甚。”（《胜宫保奏议》第2——3页）

　　果然，翌年（1861年）春，当咸丰皇帝病在热河仍未回京的时候，山东西北部的白莲教军和宋景诗的黑旗军起义，并波及冀南一些地区。

　　总之，在近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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