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1870年），曾对近代教案之发生作过分析：“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6）他分析得并不错，但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却“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同上卷72），曲从外国的压力，甚至不惜使地方官充军，老百姓偿命。他以大学士直隶总督的身份如此处理教案，不啻树立一个样板，影响所及，使得地方官员遇有教案更不敢不屈庇教民，迎合教士，而使平民一屈再屈。因而也就正如曾国藩所说的，“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于是教案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初期教案，往往是在各省各地分散爆发的个别的孤立的事件，此伏彼起，无何联系。到中法战争时期，从西南边境到东南沿海各省各地一连串发生的教案，很明显地是和反对法国的侵华战争相联系的。到中日甲午战争和继之而来的瓜分风潮时期，反教会斗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相联系就更为明显了。他们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依恃武力强加给中国的“和约”的侵略性质：“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寄生编《庚子荓蜂录》下卷第3页《刘伯温碑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光绪二十六年稿本）

　　初期教案，往往是为反对洋教会本身的恶行而反对洋教会。而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日益深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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