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流于边鄙”（刘桢麟《论各省善堂宜设工艺厂以养贫民》，转引自孔令仁《十九世纪末山东的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第411——412页，齐鲁书社1982年版）。这就摧毁了广大内地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人们也日益认识到随洋教会而来的洋货，也是造成农村破产农民更加贫困的祸根。所以在反洋教斗争中日益有了反洋货的内容，以至“痛恨洋物，犯（藏）者必杀无赦。”（日本佐原笃介、浙东沤隐同辑《拳事杂记》，见《义和团》第1册第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初期教案，大多是各地官绅公开带头或暗中支持的。后来，随着反教会斗争的日趋激烈，官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不但不敢支持反教会斗争，反而往往是站到偏袒教会的方面去；地方绅士顾惜身家，在斗争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也往往软化，退出。斗争的主力逐渐向劳动人民转化。大足教案的余栋臣，梨园屯教案的赵三多、阎书勤，可为农民继而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代表。
于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人数最多的农民，从个别的、分散的反对洋教会和洋教士的斗争中，几十年间积累了反复多次的经验，逐渐认识到更要全面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瓜分风潮，中国农民不再像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那样的不太关心，而是看到了摆在眼前的民族危机，有了害怕国亡家破的危急意识，有了救亡图存的迫切感。“上下之人举以为忧”，群求发备自强之道，“于是君子谋子朝，小人谋于野”（唐晏《庚子西行纪事》，见《义和团》第3册第468页）。在野的劳动人民，便要反洋教、反洋货、反洋人，归结为“灭洋”。
至迟在1894年，从皖北到山东的大刀会活动地区就已喊出“兴华灭洋”的口号。继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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