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天津、北京交战后，山东义和团复起，袁世凯又奉行“以遵行剿匪、遵旨保教为第一要图”（《筹笔偶存》第452页。）的宗旨，驱赶山东义和团赴津京一带作战，将仍在本地活动的义和团视为“显系土匪冒充拳会扰害地方”（《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39页。），指示带兵将领及地方官员“立即率队捕拿，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840页。），对持械抗拒者要“格杀勿论，以申法律，而遏乱萌”（《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90—391页。）。在他的血腥镇压下，大批义和团人被杀死，山东义和团转入低潮。各地虽不时有一些义和团的活动，但对山东局势已不能形成较重要的影响。
直隶则是另外一种局面。裕禄在1900年初仍主张查禁义和团，3月2日发布告示，指明对设立拳厂的首犯要“严拏惩办”，被诱入会者要各自悔悟，再有设厂练拳，“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拏，从严惩办，决不稍纵宽贷”（《义和团》第4册，第478页。）。其后又不断派军队到保定以北镇压义和团。但由于清政府推行以抚为主的政策，迫使裕禄对义和团实行了宣抚解散的方针，大大便利了各地义和团的发展。到5月，直隶义和团发展到高潮，特别是6月17日天津保卫战发生后，裕禄对义和团又实行了招抚政策，使直隶义和团运动更为高涨，全省大部州县都发生了义和团的反教斗争，并有大批义和团赴津京作战。诚如有的史料所记载，直隶义和团是“一声呼啸，风靡全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503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