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海外汉学”或曰“海外中国学”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这当然是因为今日的海外研究，早已远远超越了数百年前西方了解东方的初衷，而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了不断自我生产、发展的动力，因而成果丰富到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学术与文化的全球化整合已是大势所趋，海外研究作为一种对照，反馈、刺激国内学界的力量日益强大。这一趋势，其实不过是以往潜流的涌现而已，就我们所要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而言，人们都熟知：如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诞生在中国，1927年陈ｚｈōｎｇ＠①凡先生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之前，国外学者已经有了先驱性的拓荒之作，比如日本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之后的进展与当初相形固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了解乃至研讨国外的成果，其重要性自然人所共知了。 

　　四川大学王晓路教授所著《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巴蜀书社2003年1月版）一书，将考察的视域界限于西方（主要涉及美、英、德、法），由于这一恰当的定位，故此展开的工作可能收得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效果；而本书确实也是目前这一领域篇幅最大、材料列述与理论分梳较为充分的著作（黄鸣奋教授《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以整体的古典文学为对象，古代文论只是其中一部分；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三教授的《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除英美外还包括了日、韩、俄学界），值得肯定。然而，其中显露出的一些问题，却也是现今对海外汉学的介绍、研讨中往往可见的，似乎值得提出，企望引起稍多的注意。 

　　对异域的了解，第一步总是材料、信息的准确，而后才谈得上品评的平衡、妥当。如果像当初翟理思(H.Giles)著《中国文学史》(1901)那样，连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否传世都语焉不详——虽说那是英文里面第一部且早于中国人自己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还能期望有如何水准的学术著作呢？这可算一个小小的例子，由此可以窥知西方汉学不算太短的历史中，对于中国文学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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