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陈荣捷教授著名的《中国哲学资料书》(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样。这样的失误在基本文献收集、载录的工作中历来是比较忌讳的，古代目录学史上有些书目就是因为所录者并非经眼而属转钞他书，因此不能取信于人，受到冷落。虽然海外研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所见不易周祥，不过正因如此，尽量收集尤其亲自过目就更显重要了。
研究对象的范围模糊
其次，在相关文献的收集、处理上，《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存在一个对象范围的问题值得提出。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其一，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著作的范围。认真地说，书中（156-191页）列举的大量著作，其中相当数量的部分与中国古代文论无关。比如柯文(P.Cohen)《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中国晚清的改革》和利文森(J.Levenson)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智》这样的著作（181页），实在无法想象与古代文论有多少关联，两书早就有了中译本，相信读者一览便知；还有柳无忌的《中国文学导论》（158页）、孙康宜的《六朝诗歌》（166页）、梅维恒的《唐代变文》（176页）、毕晓普的《中国通俗短篇小说：“三言”研究》（182页）、时钟雯的《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185页）、韦莱(A.Waley)的《袁枚：中国十八世纪的诗人》（180页）等等，似乎与文论相关性都不算大，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著作都要列入古代文论研究的范畴，那么什么样的中国文学研究不算文论研究呢？两者之间还有没有区别呢？再进一步，如果它们都算的话，我敢说本书遗漏的著作太多太多了！或许可以说《袁枚》毕竟提到了《随园诗话》，那么最近刚出版的《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和诗歌1716-1798》(J.D.Schmidt,Harmony 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 andPoetry of Yuan Mei)中以三章的篇幅详细讨论袁枚诗学的基本理论、批评实践及古今评价，更可以列入了。当然，这里决不是苛求作者要提及这部与本书同时出版的著作，因为这涉及到第二个方面：任何一部类似性质的书都有一个时间的断限。本书的时间下至“2001年底的最新研究成果”（45页）。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本书就确实有值得补充之处。书中提到的第一部中国经典英译选集就是狄百瑞(Wm.T.de Bary)等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两卷（142页），这部有巨大影响的选集1960年初版，而近年新出了重要的修订本（卷一，1999；卷二，2000），余英时教授有评论说，如果只允许推荐一部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书，他会毫不犹豫地举出此书。再如，书中（144页）特别称赞了林理彰(R.Lynn)教授英译的《易经》王弼注本(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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