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元对立的语境

    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相应的民族主义和感情，并因此把人们推向相反方向的思路。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既是（帝国主义）敌人也是（科学、民主）模范，而中国则既是爱国的感情依托也是憎恶的落后对象。在那样的感情张力下，提倡现代化似乎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而指向传统似乎是在反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迫使人们否认中西并存的基本实际，要么简单地完全接受西方理论而否认中国悖论实际，要么完全否定西方而因此无视悖论实际双方中的一方。

    这样的二元对立倾向仍可见于今天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法学界，主张全盘西化的移植论和与其唱反调的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前者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心向以法治国、迈向民主*改革、追求现代理性治理的人，而后者则认为前者过分崇洋、轻视本国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点。

    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同样对立。前者认为唯有全盘资本主义化以及产权私有化，才有可能促进像西方那样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延续或扩大国家所有只会带来进一步的（腐败的）官僚化。而左派则指出国家官僚控制下的私有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以及经济“转型”中的诸多违背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公正问题。

    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最近并在其张力之下形成了一个古怪潮流：把清代中国说得十分美好，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高峰”，与18世纪英国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世界。从经验证据来说，这是完全违背实际的观点（我已经对有关经验证据作了详细讨论，这里不再多论）[4]。它之所以能够仍旧具有一定的影响，其部分原因是出于民族感情：等同传统中国与西方，使人们感到骄傲。这是它民族感情的一面。同时，它又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理解中国，这是它西化的一面。把两者合并，就可以用市场经济来连贯灿烂的18世纪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凭此打造出一个由市场经济推动的非常强大的中国的前景。这个论调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既拥抱民族感情又拥抱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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