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农村的治理之中，中国革命运动相应上述的认识论而在其初期形成了具有民主的可能倾向的“群众路线”。在其理想的运作之中，革命干部深入农村，向民众学习，在确切的认识基础和向他们认同的的立场和观点之上，把初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概念，形成行动“路线”，再回到农村去检验，行之有效的才是正确结合实践和理论的认识。同样地，在理想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过程之中，法官们会依赖“群众”的“雪亮”的眼睛来调查研究，进行调解，处理纠纷，体现从实践和民众意愿出发的认识方法。当然，这套方法，曾经多次受到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误导。同时，因为它缺乏对人民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也缺乏明确分开的司法和行政权力，很容易变成完全由党组织控制的实际运作，或者变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但是，在适当的制度性保障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走向民众参与的治理和法律制度。

    在经济领域，现代中国同样地在实践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的悖论道路。按照西方的模式，工业化是应该伴同城市化的，而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也确实遵循了那样的西方模式。但中国农村人口是如此的庞大，既使是以1952至1979年年增长率11％的工业发展，也只是吸收了极少比例的农村人口。而农业，虽然在同时期呈现了相当可观的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但仅仅略高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民收入长时期徘徊于同一水平[9]。这样的情况形成了乡村工业化的特殊需要和过程。在改革开始之后的短短十年之中，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突飞猛进，吸收了将近一亿的劳动力。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世界历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

    上面这些都是可以称作是中国面对西中并存的悖论实际的挑战在实践之中所形成的可取的现代传统的例子。在今天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语境之中，这些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既是现代的也是经过一定历史考验的“现代传统”。

    应该说明，这里谈的“现代传统”范畴绝不排除前现代传统，而是一个包含中国前现代传统与西方现代相互作用的概念。我之所以突出“现代传统”中的实践传统，只不过是想说：本土化学者们所指向的那些前现代传统，如果在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半世纪的实践中没有起过作用，那么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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