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传统长期并存的悖论实际下，这样的感情性拉锯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面对历史实际，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首先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语境，从两者共存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困扰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是已经显出不少超越这种对立的动向，也是我们应该认可和参与的动向。

（三) 形式主义的误导

    正是中西共存以及悖论的实际要求我们采取不同于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西方主流形式主义认识方法来认识中国。若从“启蒙现代主义”的人是理性人的理论前提出发，预期现代社会必定会整合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政体和法律逻辑，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否认中国的悖论实际，因此陷入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争论。

    现代形式主义理论之所以把人们推向这样的选择不仅出于现代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也出于它所提倡的认识方法。因为，形式化理论，在它理性人的前提之上，更要求在话语上规范化，以及逻辑上整合化（也就是“形式化”），把其前提贯彻于全套理论。形式主义理论其实不仅是一套实质性理论，它也是一套建构理论的方法、一套如何把知识系统化而提高到理论层面的方法。因此，它对我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也在于它所要求的认识方法，是被现代人广泛看作是“科学”的方法。

    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这个前提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就凭我们日常的接触和观察，我们都会知道许多人的行为是出于感情用事的，理性常常只不过是借口。也就是说，斯密的经典经济学和韦伯的经典社会学的理论前提都是很片面的。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并且压倒其他的理论。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们甚至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实际。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科学主义在起作用。现代科学要求人们把知识形式化，也就是说构造一系列只是“专家”们所能了解的专用话语和概念。这样，便只有专家，也就是已经接受其理论前提的人们，才对其拥有发言权。普通人们不可问津，更无庸说质疑。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构造和制度之下，使形式主义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能够长期卫护自己的主流地位。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中国语境的影响可以见于中国语境对“形式化”的理解：根据严格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定义，“形式化”概括的是“科学方法”，是现代科学认识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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