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信息产业之间的差别十分悬殊，因而形成一系列比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所见的更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人多地少和低收入农业是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基本经济起因。广大农村的贫穷廉价劳动力使工业企业不顾国家劳工法来剥削农民工成为可能。而下岗职工问题则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存在于两种经济制度的交接点上的庞大的问题正是悖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的社会危机实在不允许仅仅用转型的过渡、或市场化中的资源配置合理化过程等形式主义理论模式来淡化。
（六）理念的现代传统
正因为如此，光是“实践逻辑”及其“现代传统”是不足以指导中国未来的学术和发展方向的。所谓“实践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回顾性的分析方法，不是前瞻性的方法，而我们需要的是两者并用。无论是学科或理论的建构，还是全社会的走向，都不能不加区别地依赖现代实践的所有的传统，而需要有一定的理念来作为实践的现代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取舍标准。现代西方的经典理论家都明显地在理论之上兼具有一定的理念――譬如，斯密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每个人的最大利益以及韦伯的一切现代制度的理性化。
其实，在理念方面，中国在现代的历程中也已经作出了不少选择，也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理念的现代传统。首先是民主：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中国政府，无论什么党派，甚至包括军阀政权，起码表面上都尊重宪政、民主，在形式上都用宪法来规定国家主权在于人民，并且保证人民“出版及集会结社自由”[11]。(中国*党并进一步建立了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五四时期的知识界更广泛地以“德先生”为主要理念。由此可以看到民主理念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既使是完全违背民主理念的政权，也觉得他们必须用虚设的民主名义来治理中国。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民主理念早已不仅是一个西方现代的传统，因为它在中国本身的*话语中也已具有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今天我们应该承认，民主是中国人们愿意从西方现代传统里采取的制度（虽然它的具体状态和形成道路肯定会带有中国特色）。中国前现代传统虽有“民本”的理念，但它没有得到制度化，而历代所实行的是君主集权。
此外是社会公正。我们看到，既使是清代政权，面对农村贫困的社会危机，也在法律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照顾贫困人民的措施，包括尊重回赎出典的土地的权利、允许民间田面权的存在、克制高利贷等等[12]。进入现代，无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还是国民党立法者用来综合(他们认为是)基于家族的中国传统法律和基于个人的西方现代法律的社会公正理念[13]，都关心到贫苦人民，要求国家照顾社会弱者。而中国*党则更彻底地选择了以劳动人民为先的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可以说社会公平理念明显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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