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提供了考察主体构成的多样复杂过程的方法。在这一背景下，女权主义学者在90年代的共识是：社会性别并非产生于单一的、共同的、非历史的“根源”中；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其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群、国家、文化和历史中，社会性别的变化意义是在同这一系列不同范畴的交叉及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同时，不满于把妇女一概描述为受害者的简单僵化模式， 女权主义学者更多地转向寻找妇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能动作用（agency）。
在这个学术理论背景中，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渠道迅速扩大，英美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70—80年代的主要著述都关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关系，并倾向于把中国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谈。90年代的著述则转向考察中国社会性别多样及多变的构成过程，社会性别话语的多种意义，它同国家、现代化、民族主义的关系，等等。各项研究也以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为重点。从70年代起，社会性别和性文化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关注点。近两年也出现了对中国社会性别和性文化关系的研究。90年代关于妇女和社会性别的专著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时间上分宋代到明清和20世纪这两大部分。20世纪内则有1949年前后和改革前后的进一步划分。从研究对象看，包括了城市女工，农村妇女，明清的妇女，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分子，女*党员，妓女等等。从主题看，有计划生育，法律中的社会性别，对妇女的暴力，中共早期历史中的社会性别，妇女创作与妇女文化，妇女解放对不同妇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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