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察在同其他范畴的变动关系中，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

         9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力图摆脱对社会性别作本质化的阐释，而努力将其置于具体的场景中做历史的分析。这意味着考察社会性别不同的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内涵，并关注使内涵发生变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罗丽莎（Lisa Rofel）《现代意象与“他者”现代性》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社会性别内容的变化。她在杭州一丝织厂进行田野调查，采访了50年代、文革时期和改革时期的三代女工，从三代女工身上观察了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如何同工人这个范畴的变化相交叉和同*经济变迁的关系。这个分析又同她对“解放”的意义的探究结合起来。她指出“解放”对不同年龄的女工有不同的涵义。50年代女工获得解放的感觉同工人的阶级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连。解放前的女工因处在男女混杂的场所而被看成贞操有问题名誉不好的女人，而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场所，解放后却被赞誉为国家的主人。对这些女工来说，解放不意味着把她们从家庭的禁锢中释放到社会劳动领域，因为她们本来就在家庭之外工作。而是她们被从工作耻辱意义中解放出来了，她们的社会性别身分同她们的工作的意义密切相关。80年代的“工人”和“女人”这两个范畴的含义又有了很大变化，对年轻女工来说，这个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都相对下降的就业领域不能给予她们满足感，更谈不上解放感。她们强调由不同*运动背景造成的不同年龄的女工的差异，并指出改革时期的社会性别*依然同国家的作用关系密切。罗丽莎的研究表现了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意义的关注，以及后结构主义对话语和主体关系的探究。作者在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中微观地剖析了一个具体群体中的不同妇女，不仅深刻地表现了人同文化意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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