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台中、台北、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最初出现的自治组织和机构，与列强卷入争夺地方土地权的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说不是激发了清政府的立宪兴趣，无疑加速了其立宪改革。正是外国列强威胁的因素，抑制了清末自治运动中的地方分离主义。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那些地方的民主人士很可能会像美国独立战争挑起法国君主反对大英帝国、尼德兰革命挑起英国君主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挑起某一列强与清朝君主专制制度相斗，以实现他们的自治要求。在中国虽然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受到民族主义的损害，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超越了地方分离主义。
对于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历史意义，傅因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过去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它对中国*的影响。他指出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民主成绩并不是表面的：1909年的选举动员了几乎200万非官员精英，而1912和1913年的选举则将数千万中国人卷入*之中，虽然不能说是大众的，但也不能看做是精英主义的；就1905-1913年中国民主*所取得的进步来看，其发展要好于同时代的俄国和美国的民主改革。虽然到了1923年中国的议会民主*不再发生作用，但新闻界和法团组织仍然发挥着类似早期近代欧洲第三等级的作用，继续成为中国民主*的动力。
在清末教育改革方面，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注：Wol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一书对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历代著名文入学士对科举制的批评，以及进入近代以后清政府改革科举制度的努力和1905年最后宣布废除科举制的历程做了系统扼要的叙述。作者认为，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与《辛丑条约》规定暂停某些省份的科举考试并无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那种奖励科举出身的做法已不能适应新的教育，新教育的发展最终不但要求冲破传统的科举出身，而且要求打破整个的科举制度。作者所做的这一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科举制度最后被废除是科举制存在的固有缺陷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研究晚清教育改革的另一本更有影响的著作是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注：Mariann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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