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提高学生的待遇。对俄国汉学的命运而言,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俄国学生和神职人员由国子监选派助教教习满、汉语,称俄罗斯学。有些人被送到理藩院任俄语翻译,或到理藩院教习八旗学生俄语,也称俄罗斯学。[10]他们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有良好的语言环境,满、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他们在北京观察到的是一个鲜活的中国,感受了这个大国心脏的跳动,得到了从任何书本上都难以得到的知识。在北京的经历,成了许多人学术生涯中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帕维尔 卡缅斯基院士是第八届传教团学生、第十届传教团领班,在北京生活了23年,身后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学语言学的著作。他目击了乾隆嘉庆两朝的更替与和 之死等一系列*事件,写下了《中国内阁关于处死王子和 的报告》,这是欧洲人关于和 事件的最早的报导。
卡法罗夫(巴拉第或鲍乃迪)是第十二届传教团助祭、第十三、十五届传教团领班,在中国30年,目击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北京的*及社会经济的变化,并参与英法联军与沙俄侵华的外交活动,留下了《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58年日记》、《在北京郊区一寺庙渡过的一周》、《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修士大司祭鲍乃迪书信)》、《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47和1859年蒙古纪行》、《鲍乃迪和穆拉维岳福的通讯》,均是有很高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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