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地域的世界史》2），从清廷的文字狱入手，分析了清帝国存在的华夷问题。佐佐木爱《毛奇龄的思想经历》（《东洋史研究》56－2），追溯了考据学家毛奇龄学问、思想发展变化的经历，认为明清之际学术体系的变动存在着连续性与中断性二者并列的复杂情形。伊东贵之《吕留良的“礼”说与“经权”观》（《东洋思想与宗教》24），分析了清初理学家吕留良的思想主张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大西克巳《王船山的“郡县”“封建”论》（《日本中国学会报》49），从“势”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出发，论述了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思想。国方九史《王船山对阳明学的批判》（《研究纪要》，吉备国际大社会7），论述了王夫之对王畿及左派王学的批判。
（六）中外关系
艾力斯库丘鲁夏《最初的对话》（森由利亚译，《东方学》92），论述了在规模和时间都受到限制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关于基督教研究的意义，认为中国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之间高度理性水平的碰撞，是内在的本质性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历来在耶稣会研究问题上都偏重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学方面，并且应当以二者的统合为目标。浅见雅一《中国耶稣会士的任官问题》（《史学》65－4），提出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任官是否能妥善履行其职责的问题。作者围绕耶稣会士在中国任官问题，利用耶稣会士一方的材料，叙述了传教士桑比阿吉出仕南明唐王朱聿键朝廷的经过，指出耶稣会士将在中国朝廷担任官职视之为合法化方向并为之推阐理论根据，并且，通过任官问题，清代耶稣会确立了中国传教的基本方针。井川义次《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的〈易〉解》（《日本中国学会报》48），以库普列等人的着作《中国的哲学家孔子》中有关《易》的部分为例，指出该书从“谦逊”这一美德的共通性出发而主张中国哲学有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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