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团块世代”接过了上一辈人的接力棒，迅速发展出一种规律的生活方式：男人们白天在公司拼命干活，把这里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相信“只要对企业好，就是对社会好”，晚上到居酒屋和同事领导继续面对面，既是放松，也还是工作。如果你回家早了，家人会觉得奇怪：和公司的人处得不好吗？夜深了，返回西方人眼中“兔子窝”一样的家，贤惠的妻子已经为他们烧好了洗澡水——大多数日本女性那时都是主妇。他们通常有一到两个孩子，习惯了核心家庭而非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他们喜欢富士重工的家庭轿车，热爱安藤百福1958年刚刚发明的鸡味拉面，为了收看平民皇太妃与皇太子的婚礼以及东京奥运会，他们掀起了购买电视的热潮，他们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是日本动漫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附庸风雅，一个日本人说，“大学教授或高等法院的法官半夜在酒吧会跟木匠或出租车司机一起唱流行歌曲，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

与之相比，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或许只能算得上不大不小的波澜，那些当年走上街头反对美日安保、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热血青年，毕业后都成了公司职员。“团块世代”中的一员村上春树后来回忆，“大家认为运动已经结束，继而成为了企业战士，不断发展经济、制造泡沫，然后泡沫破灭一切成空。”

核心提示：日本给出的答案是：1亿总中流。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而来自日本政府“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数字则是接近90%。1984年，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间大众的时间》里写道：“就一般趋势而言，蓝领与白领的区别应视为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惰性，将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

“主要是税制。”日本一家主流经济报纸的记者认为这很好解释，“日本最大的税源是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钱人要交很多税，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遗产税也很厉害，很多人几乎承受不了……决定税制的是日本很优秀的官僚，他们毕业于名校，有这个理想：日本社会应该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年轻时交税最高曾达到收入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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