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因为我没有香烟。他笑了笑，立即抡起枪托照我脸上狠狠地砸下来。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颧骨部位也撕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边的战友前面，做出同样的手势。右边的兄弟有烟，给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烟都夺了过去。谁知他恩将仇报，领着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枪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这下子，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去，嘲笑着被击败的、软弱的美国人。
上帝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面对如此的惩罚，我能挺立多久？如果我们知道今后将受到怎样的折磨，并且知道这种折磨将持续多长时间的话，我们一定会在巴丹半岛死战到底，战至最后一个人，拉更多的敌人陪葬，而不愿忍受三年半的摧残、饥饿、虐打以及种种非人道的暴行。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日本人转移俘虏的计划，基于三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对于我们来说，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认为巴丹半岛只有2.5-3.5万名战斗人员。具体的数目，我不知道，因为在投降前夕，有数十名士兵阵亡，还有大量官兵躲进丛林或者试图前往克雷吉多岛。抛开战斗人员不谈，跑到巴丹半岛寻求安全庇护的菲律宾平民就有2.5万人。战斗人员数目更为庞大，大约有6.5万名菲律宾官兵，2.8万名菲律宾平民，还有1.2万名美国人，总数达到10.5万，这大大超出日军估计。
第二，日军想当然地认为美菲联军官兵身体健康，能够在没有食物和饮水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强行军。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这些坚守巴丹的人，在过去的45天里，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饭之外，我们每天只有一调羹C口粮（野战口粮，特制的袋装肉食）。有时，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强营养。前线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两顿。饥饿导致坏血病、糙皮病、脚气病，疟疾等传染病也趁虚而入，让我们原本孱弱的身体更加孱弱。此外，我们对于长途行军毫无准备，我们没有水也没有食物。我们这些能走的人看起来像病人，躺在医院里的病人看起来像死人。
第三，日军认为他们的撤退计划完美无缺，所有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他们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事实上，日军的基层部队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甲队日本兵让我们排好队，准备行军，不久以后，乙队日本兵又过来叫我们等待命令。日本部队之间分歧很大，让我们无所适从，——听了甲队士兵的命令，会被乙队士兵认为违反他们的命令，我们会挨打；再度服从乙队士兵的命令，甲队士兵发现了，认为我们不服从，会开枪打我们。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给了他们“算账”的机会，他们报复我们，并一再显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日本兵们毫不理会他们已经到了日本国外，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能听懂日语。因此，当我们听不懂他们的命令而反应迟钝，或者领会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当巴丹死亡行军从马里韦莱斯开始的时候，就与日本人的“完美计划”背道而驰。到处都混乱不堪，小汽车、卡车、马匹、野战火炮充斥道路。日军把他们所有的重装备都运到了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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