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大路上尘土飞扬，远处出现一大队美国和菲律宾俘虏。他们杂乱无章地走着，经过我们的时候，日本兵命令我们加入他们的队列，开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军的起点在167公里的界碑处，在马里韦莱斯东面大约2英里处。马里韦莱斯在巴丹半岛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联军战俘，也是日军登陆巴丹半岛的主要地点。

我们忠实地执行了金将军的命令，没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于转移，我们摧毁了所有的坦克，我们并不指望开着坦克去战俘营。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少之又少的美军战俘得以坐上汽车，到达我们的第一个集中营，奥唐奈集中营。而我们是走过去的。

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宽，路基是石块，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细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为了使路面能够行驶小型汽车，水牛拉的大车，菲律宾人拉的大车有时也会出现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过度，我们的重型汽车在上面开过，甚至我们的坦克、半履带车也从上面经过。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行军。还没走出去一英里，队伍已经松松垮垮，我们就像一群掉队的士兵。开始还成队形的四十人的方队，散乱不堪，兄弟们往前挪动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脚已经不太灵活，看起来像跛了一样。我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觉我们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决定要制定活命的计划。成为俘虏的前夜，我还坚信我能够活着回家。为了活命，我得为自己设立一些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一定要坚持到下一个转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现的水牛那里。我必须有梦想，梦想会让我前行。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日军闯进我们的宿舍将我们的个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时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袜子里面，藏在脚踝处。劳拉是点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种，她给了我生存的激情。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我实现梦想的决心坚如磐石。我不会让敌军夺走我的梦想，我必须活着，活着见到劳拉，让梦想变为现实。

没走多远，我们就知道我们将受到怎样的对待。日本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吓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们从宿营地赶到大路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装”是一个错误，我们只应该携带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军用水壶，不过有水壶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头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当头照，正午的地表气温极高，头部没有保护绝对受不了。我们还得忍受突然降临的倾盆而下的阵雨，大风卷起沙尘，能见度极差。

刚走了一两个小时，兄弟们就开始减轻负荷，把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丢在路上。他们从军用帆布背包里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牙膏、牙刷、剃须膏、剃须刀、毯子、小帐蓬。这些物件被随地丢弃，散布在行军路线的最初几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大声呵斥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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