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克雷吉多要塞守军投降后，并没有步巴丹守卫者死亡行军的后尘。1942年5月6日，要塞沦陷后，俘虏乘船到达马尼拉，随后乘卡车到达甲万那端战俘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战俘营。巴丹和克雷吉多的俘虏在健康状况上差异很大。克雷吉多的战俘们没有经历死亡行军的折磨，也没有体尝奥唐奈集中营的痛苦。经历巴丹死亡行军，活着到达奥唐奈集中营的战俘人数，只有出发前的一半。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些幸存者全都有病，少数的人只患有一种疾病，大多数人受到两三种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包括：疟疾、痢疾、营养不良、饥饿、脱水、肺炎、脚气病、白喉。此外，绝大多数幸存者在行军途中都受到了毒打，体力严重透支。投降之后，我们本来就心情沮丧，可是在行军途中又受到了极大的心理伤害，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屠杀，却无力阻止，时刻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卫者们在战斗到最后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联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军需官在此负责战区内的给养分配。从1941年12月份开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岛运送给养和装备越来越困难；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粮弹充足。巴丹守军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时候，克雷吉多守军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坚固，很少有人受伤，所以他们的身体很健康。疟疾只给克雷吉多守军造成了小小的麻烦，却击倒了巴丹半岛99%的守军和平民，因为巴丹半岛的丛林里有着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

事实证明，日军迁移巴丹战俘的计划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不现实的，纯粹是凭空想象的。在战后军事法庭的审判当中，这些假设被用作巴丹死亡行军的暴行的旁证。很多驻菲日军高级将领辩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军，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关心俘虏的迁移计划。他们异口同声地声称：“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国和菲律宾战俘所受的待遇。”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我觉得日本人在菲律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打开巴丹半岛的地图，很容易发现日军可以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只要他们在皮拉尔-巴加克一线摆上少许兵力，我们就不得不在长官的带领下投降。后来我们常说：“他们不打我们，我们就会在军官的命令下，带着枪支弹药投降。”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北面是敌人，其余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线，如果我们不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饿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队提前两个月南侵澳大利亚，攫取整个东南亚的领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么是胆小，非得把驻菲美军完全击溃才敢进行下一步侵略行动。他们执著地执行全歼驻菲美军的计划，中途却不得不面对8万名放下武器、疾病缠身的军事人员，以及2.5万名平民。不把这批人移出巴丹半岛，他们对克雷几多要塞的总攻就会受到影响。

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在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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