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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对我而言，是噩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鲍勃·马丁、吉姆·巴什勒班、欧瑞·T。马尔霍兰和我坐在铺位上，七嘴八舌地在讨论着回家以后要做的事情。伙伴们都相信，等到交换战俘，我们就能回家了。我闭着眼睛，想起了亲爱的劳拉。我也相信，我很快就能回家。带着对劳拉的思念，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似地嚎叫着。我开始两腿发抖，两手冰凉，头上和脖子上冷汗直冒。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会用机枪把我们打成筛子吗？怎么看来，他们都没有好意！我一下子想起了先前从日军战俘营里逃回来的兄弟们的描述，心头袭来阵阵凉意。——投降之前，这些家伙在我们手里吃了大亏，他们会不会像南京大屠杀中干的那样，为了报复，向放弃抵抗的敌军士兵举起屠刀？我祈祷，这群日本兵不属于与我们对峙的部队，而只是来接收俘虏的。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日本兵就扑了过来。礼貌的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送到嘴边，作吸的姿势，讨要香烟；粗鲁的举起用作手杖的长竹竿，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乱翻我们的床铺，搜查我们的身体，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一群野蛮的胜利者。

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因为我没有香烟。他笑了笑，立即抡起枪托照我脸上狠狠地砸下来。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颧骨部位也撕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边的战友前面，做出同样的手势。右边的兄弟有烟，给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烟都夺了过去。谁知他恩将仇报，领着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枪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这下子，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去，嘲笑着被击败的、软弱的美国人。

上帝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面对如此的惩罚，我能挺立多久？如果我们知道今后将受到怎样的折磨，并且知道这种折磨将持续多长时间的话，我们一定会在巴丹半岛死战到底，战至最后一个人，拉更多的敌人陪葬，而不愿忍受三年半的摧残、饥饿、虐打以及种种非人道的暴行。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日本人转移俘虏的计划，基于三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对于我们来说，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认为巴丹半岛只有2.5-3.5万名战斗人员。具体的数目，我不知道，因为在投降前夕，有数十名士兵阵亡，还有大量官兵躲进丛林或者试图前往克雷吉多岛。抛开战斗人员不谈，跑到巴丹半岛寻求安全庇护的菲律宾平民就有2.5万人。战斗人员数目更为庞大，大约有6.5万名菲律宾官兵，2.8万名菲律宾平民，还有1.2万名美国人，总数达到10.5万，这大大超出日军估计。

第二，日军想当然地认为美菲联军官兵身体健康，能够在没有食物和饮水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强行军。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这些坚守巴丹的人，在过去的45天里，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饭之外，我们每天只有一调羹C口粮（野战口粮，特制的袋装肉食）。有时，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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