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纳粹遂将其认定为堕落的象征，称“即兴中断和重击……会破坏日耳曼民族的纯洁和纪律”。在公开场合，第三帝国高官的措辞更加严厉，“罪恶巴比伦”曾是戈培尔对爵士乐的蔑称。

本文摘自《青年参考》2012年05月30日26版，作者：史春树，原题：希特勒[注: 阿道夫·阿道夫·希特勒，奥地利裔德国政治人物，1921年成为纳粹党党魁，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34年成为德国元首。]借流行音乐给民众洗脑

作为纳粹德国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这支“御用”爵士乐队中却混进了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甚至还有共济会成员、同性恋者和共产党员。

说起“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徒，约瑟夫[注: 年，中国为了迅速提高足球水平，决定派遣一支队伍赴匈牙利学习。当时赴匈牙利留学的共有25名球员，其中包括足坛名宿张宏根、年维泗、陈成达、曾雪麟等。]·戈培尔的名字不该被落下。这位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深知，相比报纸和广播，政治化的艺术才是慑服人心的最佳手段。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在视流行音乐为异端的第三帝国，诞生了一支“御用”爵士乐队；他们为法西斯政权歌功颂德的乐声，随着电波和唱片贯穿于二战始终。

从封杀转为利用

20世纪30年代末，爵士乐风行欧洲大陆[注: 该词条暂无摘要-ouzhoudalu]，惟独在纳粹德国处境艰难。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载文称，这主要是因为爵士乐源于美国且“雅利安人[注: 雅利安人，或译为亚利安人（梵文：arya，“高尚”），属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该人种身材较大，皮肤浅白，面长多毛，鼻骨高，瞳孔颜色浅，发色多变。]的贡献不多”，纳粹遂将其认定为堕落的象征，称“即兴中断和重击……会破坏日耳曼民族的纯洁和纪律”。在公开场合，第三帝国高官的措辞更加严厉，“罪恶巴比伦”曾是戈培尔对爵士乐的蔑称。

这样的表态在当时并不令人奇怪。毕竟，打压流行音乐是纳粹当局一以贯之的政策，最不济的情况下也要保证其“政治正确”。为此，第三帝国文宣系统颁布的各种限制性条款称得上五花八门。按照捷克音乐家兼作家乔瑟夫·史考弗瑞奇在其小说《低音萨克斯管》引用的法令内容，民间爵士乐队必须遵循以下要求，才能在德国境内正常演出：

狐步舞节奏不超过全部曲目的20%；歌词要表达“生活的喜悦”，而非“犹太人风格的忧郁”；曲风要轻快，与雅利安人的纪律和节制感相称；最多只能有10%的切分音，杜绝歇斯底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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