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不安、紧张和恐惧，但同时斯大林的能力与威望也让他们折服，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只要在世一天，他的领袖地位就是毫无争议和坚不可摧的。他们对斯大林的不满惟一能做的，就是把这种不满深深地掩藏起来。赫鲁晓夫则不同。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是资历较浅的一员，他之所以在斯大林之后成为党的领导人，并不是由于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而是某种平衡的结果。在这个平衡系统中，如果赫鲁晓夫还能保持以前那样的谦逊、随和、关注实干而不追求自我炫耀，也许平衡还可以维持下去。现在，他们觉得赫鲁晓夫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赫鲁晓夫了，他开始“示威”，膨胀，显示自己“老爷”的地位和权力，有时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于是平衡被打破了。而他们对此也无需像在斯大林手下那样不敢怒更不敢言，他们有了“教训赫鲁晓夫”的想法和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赫鲁晓夫的同事“教训”他的想法是有事实依据的。赫鲁晓夫对同事的不尊重，往往伴随着实践上的失误和冒进。像在中央尚有分歧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作“秘密报告”，使苏共在由此引发的波匈事件中处于被动；擅自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与文化界人士多次发生冲突等等。这都是事实，也的确是赫鲁晓夫的错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被党的领导们发现，也是有可能在他执政早期得到纠正的。毕竟，这时候苏共党内的民主氛围和组织机制，与斯大林后期相比还是发生了变化。
“教训”赫鲁晓夫的行动在1957年6月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正式开始了。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同事的一次“突然袭击”。本来主席团会议的议程是讨论有关粮食收购工作和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事宜。但会议临时更改了议题：讨论粗暴破坏集体领导的问题。赫鲁晓夫也从主持会议的主席变成了遭到群起而攻的对象。在当天出席会议的八名主席团成员中（另有三人或出国访问，或在休假，或在外地未能赶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为他辩护多于对他批评的只有米高扬一个。此外主席团候补委员也有四位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其中只有两位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看看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是怎样批评他的：在赫鲁晓夫的升迁中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卡冈诺维奇说，赫鲁晓夫自高自大，“对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态度令人难以容忍”，“替代国家机关、越过部长会议领导人直接发号施令”。他建议“应该作出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说，“赫鲁晓夫不仅在个人关系，而且在决定重大的党和国家的问题时也使主席团内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再也无法跟作为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一起工作了”。在赫鲁晓夫举荐下当上部长会议主席的布尔加宁，批评了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内的同事缺乏同志式的态度，并和莫洛托夫一起附和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主席团候补委员、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合作者谢皮洛夫说，“出现了新的专制者”，并问赫鲁晓夫“您干吗自以为是冶金、化学、文学方面的行家呢？”他们还提到了主席团成员受到了“窃听”和“监视”。
就主席团内部的力量对比来看，赫鲁晓夫处于绝对的少数。但结果是受到群起而攻的赫鲁晓夫最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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