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常常把赫鲁晓夫的胜利归结到他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中央委员会“战胜”了主席团。还有一种说法，中央委员会之所以不顾主席团大多数成员的意见而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这些中央委员很多都是由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还有，赫鲁晓夫得到了强力部门领导人的支持，例如国防部长朱可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都充当了搭救赫鲁晓夫于危难的“关键先生”。这些都是促成赫鲁晓夫取胜的因素。此外，一些新的材料还为人们理解赫鲁晓夫的胜利提供了新的角度。

事先就决定了赫鲁晓夫不容易被轻易扳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他并要求罢免他的理由，更多的是反感他的工作作风和对同事的态度，而非路线之争。就是主席团中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没有一个人谴责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即由苏共二十大确定的路线。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尽管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并不完全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他们也知道赫鲁晓夫正是以此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工具，但是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向赫鲁晓夫发难。他们攻击赫鲁晓夫的刀剑，可谓密集而猛烈，但却远离赫鲁晓夫的心脏。受攻击者可能伤痕累累，然而很难被一击致命。作为政治领域的行家里手，也许他们看到了改变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已经不可能，用维护斯大林来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对抗是不合时宜了。命运的逻辑是，他们既然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动摇赫鲁晓夫，那么他们的反赫之举，就会被引申、联系，甚至强扭到这个问题上。事实正是这样，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愤怒的中央委员们谴责他们的，是他们对三十年代出现的那些悲剧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反对赫鲁晓夫就是为了掩盖、逃避自己的责任。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仅没能刺倒对手，反而被弹回来的刀锋深深刺中了，而且是心脏。

不仅与赫鲁晓夫没有根本的政治路线对立，甚至反对者还极力避免给人形成这样的印象，因此他们的团结和意志力没有表现出取胜所必需的状态。反对者事先做了准备，包括私下的协商和串联。但是更多的是发牢骚，没有推出核心人物，也没有什么纲领，更不要说具体细致的实施步骤了。这一点与1953年主席团收拾贝利亚的时候大不相同。那时候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批人，有明确的目的，有周密的安排，有果敢的行动。当然，那时候的贝利亚并不处在党的第一把手地位。在苏共的历史上，党的第一把手处置下属不会被说成“反党”，更没有过以第一把手为首的“反党集团”。而如果是下属反对党的领袖，倒是常常沦落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从此断送了政治前程。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需要速战速决，在赫鲁晓夫拿起“反党”帽子扣到他们头上之前逼其就范。6月18日主席团第一天会议上他们近乎突然袭击式的逼宫，表明了他们内心的如意算盘是什么，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内心的顾虑与胆怯。《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里给人们展现了1957年6月反对派以及被反对派争取的人们的表现。主席团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对赫鲁晓夫怀有不满，她对谢皮洛夫抱怨赫鲁晓夫坚持的经济改革：“我们这是在搞什么？全都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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