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一份署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记载着：“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斯大林同志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5000―6000支；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开支为66088卢布40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从1945年开始连续8年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弗拉基米尔[注: 弗拉基米尔在俄罗斯西部。面积2.9万平方公里。人口163.8万（1987），俄罗斯人为主。1944年8月设州，首府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就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安保人员，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费的时间比随便哪个国家领导人都厉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举着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费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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