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孔子所设定的“主体”具有反思性。所谓“主体”的反思性,即“人”之“己身”要反过来针对自己,自觉地自我指涉。这种针对自己的自我指涉, 儒家称之为“克己”,或曰“修身”。其实质就是“人”之“己身”所代表的“人”反思其为仁的过程。《论语·颜渊》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认为这个“己”所代表的“我”的“克己”行为，必须是高度自觉的。《论语·里仁》载:“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孔子以“富贵”、“贫贱”为例,论述了儒家反思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道”,“富贵”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贱”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朱熹注曰:“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不当得而得之”,经过反思之后,决定或“处”、或“去”。如果一个君子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真正的君子无须臾自离其仁,不只是“富贵”、“贫贱”取舍之间而已。

综上所述,孔子所确定的“人”之“己身”的主体性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存在,是以反思性为其特征的主体性,是求与他者同一的主体性。“我”与“他者”都严肃地反思自己,“我”和“他者”一起,真正地克己复礼的那一天,则天下归仁矣。

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注曰:“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孔子认为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的“人”,实际上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和“小人”是对“人”所作的道德划分,而与“人”的政治身份、经济地位无关。正如（宋）荆门军知军陆九渊所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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