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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原道”与大陆新儒学建构〗

时间:2011-03-13 16:15:58  来源:不详
信。实际上,前面提到的三个大问题中的政治重建、文化认同,我在博士论文中已经多少涉及到了。当时尽管没有现在这样明确,但整体思路是一贯的。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原汁原味的儒学吗?船山讲:“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谁说得清楚道究竟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当时讲仁,后来孟子讲仁义,荀子讲礼法,董子讲天人,朱子讲理,阳明子讲心。这些东西都是道的历史显现。执一统众的形上学,实际是把某一个片面当成整体,以普遍本质代替具体特性。如果这能成立,那有一个孔子不就足够了么?儒学不是封闭的、不变的绝对体,而是个连续不断的开放系统。每个提法和进路,都是这个连续的、一贯的链条上的环节。为什么“即用见体”就不能成为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呢?

 

 

达三:问题就在“即用见体”上。上面诸大儒所讲的东西,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是实体性质的——尽管与西方的本体、实体的意义不完全一样。而你的“即用见体”,讲权变,不讲恒长,只是一个方法性的东西,是个实用主义、情景主义的东西,脱离了那个实体本体意义上的链条。所以我曾提出一个对传统儒学的“已然、实然、未然、应然、本然”的解释框架,希望能弥补这一缺憾。如果这个“即用见体”解释不明白,你就是大异端,就是新李贽。我感觉,自由主义者说你是“中国的赫德尔”,也是看中了你的离经叛道。赫德尔是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混合产物,你就是“新启蒙”与“新救亡”的混合产物。

 

陈明:你算是讲对了,即用见体就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情景主义、历史主义的,但我是实用的理性主义的。实用的理性主义讲什么?效益最大化最优化。“即用见体”就是讲中国人的效益最大化最优化,就是讲儒学在当今社会诸功能的效益最大化最优化。难道一个儒者只要卫道,而不要事功吗?不能经世致用,没有效益,中国人要这个儒学做什么?你说我是异端,我同意。每个新东西初登舞台,都是异端。但异端总要胜利,你会发现它与传统“始则若戾,终实相发”。你说我是“新启蒙”与“新救亡”的产物,不对!应该说跟新启蒙无关,跟旧救亡一脉相承。就即用见体而言,它与阳明心学用词相近,但论域、意义和论证完全不同,是超越“救亡与启蒙”的,超越“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也超越近现代所有的体用论观点的。作为“执一统众”的对立面,它是反形上学的。它是传统生命哲学和西方存在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综合创造。

 

达三:你不是奉法张南皮吗?怎么连“中体西用”也超越了?你不是要“扬弃启蒙话语,继承启蒙情怀”?怎么连“新启蒙”也超越了?

 

陈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今天看来,论域和内容都有些不足。它是就文化而言的,是讲以中国文化或礼法制度为主体,而以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为辅助的。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为了救亡,但他们的方式、手段选择不是特别好。用“启蒙”去表述,实际也不是特别准确。用一个西方历史哲学框架里讲中国的历史活动,是站在西方中心视点上言说。至于“救亡”则是一个经验性词汇,是对中华民族生命活动的真实描述。所以,启蒙和救亡之间有变奏是正常的。但李泽厚先生使用变奏一词,似乎暗示中国的历史偏离了应有的航道,现在需要“补课”。这对推进改革开放是有益处的,但属于郢书燕说。而我讲“即用见体”,是讲生命活动的一般特征,是讲文化符号和生命意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体中用”,都是在中西文化关系论域里立论,没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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