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性本善的“道德动源”（善出于性，理由心发）

　　2 天人合德的“超越企向”（下学上达，与天合德）

　　3 孝悌仁爱的“伦理思想”（敦亲睦族，仁民爱物）

　　4 情理交融的“生活规范”（以礼为纲，以法为用）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智慧”（以理逆势，据理造势）

　　6 因革损益、日新又新的“历史原则”（守常应变，与时俱进）

　　7 修齐治平、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好民所好，恶民所恶）

    8 内圣外王、天下为公的“文化理想”（成已成物，世界大同）

 
        文化之“新”，正是从上述基本宗旨凝成之文化原则与价值取向中，随顺事理之宜与时代要求，以决定文化生命的走向；再从新的走向中，昭显民族文化之新生命、新精神。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之新”。

 
　　    从17世纪中叶清朝入主，华族的民族生命遭受大挫折，文化生命遭逢大歪曲，演变至20世纪，可以说是“混乱极矣，衰微极矣”。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但不能承续光大，而且根本就断了线，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智慧的方向和义理（思想）的能力。当一个民族不会运用思想，只靠生物的本能和世俗的聪明来图存于世界时，那就很危险了。一个失去传统的民族，当然也就没有文化之可言了。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的麻烦，看起来仿佛千头万绪，纷繁烦杂，而实质上则仍然是一个“文化问题”。无论“立己、成己”一面的内圣成德之教，或者“立人、成物”一面的外王事功之学，也都是文化中事。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无可躲闪。

　　第一，内圣成德一面，乃是永恒的人生问题。如何表现生活的意义？如何完成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用西方的词语说，这是终极关怀的问题；用中国的老话说，这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以前，儒、道、佛三教都提供了解决的途径，而以儒家的道路最为平正而通达。如今，加上西方宗教的冲击，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十年前，笔者曾就其中相关的命题，归结为宗教会通的六个焦点，提出来和基督教方面作过广泛的对话。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学生书局，1982），71 90页，《关于宗教的会通问题》。第二篇《再谈有关宗教的会通问题》，编入《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373 397页。这和儒家内圣之学的新开展是相互关涉的。

        第二，外王事功一面，实质上就是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纲领上。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知识问题。政治方面是“民主政体”建国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最为本质的一步，这一步完成了，就会有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因而科学知识的问题也连带地比较容易解决。蔡仁厚《儒学的常与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上卷，1 100页，共六篇文字，皆讨论有关儒家与中国现代化之问题，请参阅。而完成民主建国和发展科学知识，也正是儒家新外王的两大纲领。

        文化必须通过实践而完成。主观面的实践，是要求纵的提升（通天人），以成就生命之“质”的高明纯一，这是内圣一面的基本目标。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