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件大事，乃是华族文化生命发展的坦途。因此，都必须回归到生命的本根，才能滋生力量，开创新机。
 

六、由会通到达时中

       文化的会通，其实并非时髦之事。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系统就不断有接触、有交流，因而也必然有会通。其中的差别，不过主动与被动、自觉不自觉的不同而已。

        就20世纪的中华民族而讲文化会通，一方面是“被动的”，一方面却又是“自觉的”。中华民族是在西方的军舰大炮和政治经济之强力威胁下，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逼上会通之路，这当然是被动的。但等到中国人发现西方在船坚炮利之外，还有政法制度、学术思想上的优长，于是西方一下子变成上国、变成先进，而“全盘西化”或“中西会通”的论调便先后由国人自觉地提出来了。

        健康正常的会通，是“体常”而“尽变”，必须当中有变，变不失常。千变万化之后，它必须仍然是中华文化，而且必须顺时合宜，以得其时中。

        当代新儒家最基本的贡献，是他们大致做到了四件事：

 
　　    1 厘清了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思想脉络；

　    　2 分判了中国哲学异同分合的义理系统；

　　    3 阐释了中国哲学的基本义旨及其价值；

        4 开出了中西文化融摄会通的义理规格。
 

        这四个问题，一直困扰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而当代新儒家的努力，可以说已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困扰”提供了根本的解答。同时也为华族文化生命的走向，确立了“返本开新”的三大纲领（详见上文）：

　　    第一，光大内圣成德之教，以重开“生命的学问”。

　    　第二，开出法制化的“政道”（安排政权之轨道），完成民主政体建国。

　　    第三，调整民族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以自本自根地开出知识之学。

        最后，我再提醒一下：今后中华文化是否有光辉的未来，其决定性的因素有二：

 
　　    1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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