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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墨儒两家“孝”、“丧”与“爱”的区别与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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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13 16:16: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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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家则是“兼爱”系统中的一环。薛柏成认为：“（墨家）所谓孝，就是要‘利亲’，‘爱亲’就在于能够善利亲。对孝的这种解释确是新鲜的，它和儒家的‘养志’，以敬为孝等观念完全异质，从中可看出儒墨两家对于孝之根本含义的理解的差异。”[21]儒家重视爱亲、敬长、孝慈，是把这些作为人性本有的道德情感、知识与意志，希望进一步加强，通过训练、重复、习惯，自然地推己及人，由爱亲人推到爱他人，由私领域中尽己之心，推到公共领域中的负责、敬业。这是美德，是生命体验，是伦理智慧。墨家不特别重视父子兄弟之爱敬、孝慈等，不认为是人的特有之性，以为这种爱是人与人相爱的一种，墨家更重视利他、爱他，爱利天下之人，为了推广这种爱，增加说服力，则说爱利他人也会导致他人爱利自己。儒家的“推己及人”，是由爱亲人推到爱大众；墨家也讲“推”，爱人如爱己，其实也是从爱自己推到爱他人，爱已之亲推到爱天下人之亲；墨家又从爱他人推回到爱自己，这是为说服众人都去爱人之亲，因为爱利他人（和他人的亲人）可能的效果是他人也爱利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我们虽不必严分儒家是德性论、动机论的，墨家是功利论、效果论的，但从墨子关于“兼相爱、交相利”与“交孝子”的论证来看，墨家的确有一点功利论与效果论的倾向。
二、墨子对儒家“三年之丧”的批判及两家之歧见
（一）墨子对“三年之丧”的批评
《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易），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22]墨家直陈“厚葬久丧”的弊病，关于“久丧”：“（儒者）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早朝，［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长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一年），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忍寒，夏不忍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年。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23]儒家中人提倡三年之丧，墨子以为这将贻误社会、家庭等公私事务，使农人、手工业者、妇女等从事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各级官吏的社会治理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人口蕃衍等都受到影响。厚葬久丧靡费社会资源，可能导致国家贫穷，人口减少，身体素质下降，社会管理紊乱，增加了亲人间与社会上的矛盾与斗争。
墨子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墨子是从一定时空的社会的功利与效果出发的。孔子主张三年之丧，认为是“天下之通丧”，孔子重视的是丧礼的文化意义与长时期的效益。孔子去世后，弟子守丧三年，子贡则守丧六年。孟子认为夏、商、周三代都实行了三年丧。林素英认为：“墨子对儒家丧礼提出猛烈而严厉的攻击，虽然说出一些劳动人口长期服丧的困难，然而一律三月除丧，确实忽视人类存在着绵密而悠远的感情，对于国家长期的发展与细致文化的孕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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