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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墨儒两家“孝”、“丧”与“爱”的区别与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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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13 16:16: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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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斫伤；而墨子之所以急急提出反制之道与大力呼吁，正足以反衬出当时的丧服制度，已在士的阶层以上取得普遍的共识……庶人之礼尽管与士礼不同，且是依据实际状况而有所减省，不过儒家推动三年之丧为‘天下通丧’的努力，应该正朝向广大的庶民团体宣导，以致迫使墨子必须适时提出无情的攻击。”[24]有学者则认为，春秋战国之世尚无久丧的制度与风俗，一般都是“既葬除服”。[25]
其实，墨子的这一批评类似于孔门宰我的批评。“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26]孔子是从“心是否安”来讨论的。儿女在襁褓中三年，尔后直至成年，不断得到父母的呵护与关爱；父母死后，从情感的角度讲，做子女的守孝三年，似在情理之中。孔子对宰我的批评中其实也谈到“心安即可”的尺度。
墨子与墨家的批判，不仅从社会功效的角度出发，而且试图分析儒家学说的逻辑矛盾，例如亲疏与尊卑在丧礼上的矛盾等。“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长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期（一年），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视）伯父宗兄而卑（裨）子也，逆孰大焉。”[27]墨家认为，丧妻与长子服三年，同于父母，而丧伯父宗兄才服一年，兄弟之妻则弗服，而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如此对待，不是太偏于其妻、子了吗？“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28]从尊卑上讲，父母、伯父宗兄为尊，妻与长子为卑，而服妻与长子丧与父母同，且长于（重于）伯父亲兄，这当然不合于尊卑，是以亲疏关系取代尊卑关系。墨家认为，儒家亲亲、尊尊、贵贵原则有矛盾，儒家的制度，包括丧礼制度，又是区别并固定某种贵贱、亲疏关系的，然而丧礼表达上出现了如此不合情理的状况，这反过来说明其前提是有问题的。墨家以这种方式驳斥儒家，这一批评不仅涉及三年丧，而且涉及差等之爱及其制度化。
（二）关于“三年之丧”的儒墨之分歧
《墨子?公孟》记载了墨子与孔门七十子后学公孟子（公明子）的论战。这一辩论，亦未从正面进行，只是二人言辞上的针锋相对。关于三年丧与礼乐，墨子对公孟子说：“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一年），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回答：“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贫）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墨子反驳道：“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渴）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29]在这一回合中，墨子主要批评的是丧礼乃至礼乐活动影响君子治理政务、庶民从事生产的活动，不利于国计民生。公孟子的说法是，乱时治，治时则兴礼乐。墨子则认为，礼乐活动不利于治国、富国，而到了乱时再治，无异于临渴掘井。第二回合中，公孟子说，您以三年之丧为非，您主张的夏礼三月之丧也应为非。墨子说：“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30]第三回合中，墨子批评儒者之知仍停留在慕父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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