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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贵无”思想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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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4-10 20:25: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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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存在，而是指超言绝象，不能在现象界找到，不受具体时空有限性限制的本体之道。也就是说，与老子的“无”不同，王弼的“无”不是作为“有”之“没有”的形而下的“无”，而是超越于“有”并与“道”同位的形而上的“无”。他的“无”可以称之为“宇宙统一体”。王弼从本末体用的角度说明有和无的关系：“无”是本，是规律，可以统一天地万物；“有”是末，是现象，是有局限的。要把握住“有”，要将“有”做得好，必须首先把握住“无”。
王弼的“无”形而上学既是“宇宙生成论”也是“本体论”。他一方面把“无”作为“有”的生成者，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是生物之本、天地万物之母。另一方面，又把“无”作为“有”的存在根据，天地万物形成之后，“无”并没有和有名有形的天地万物分开，而是作为本体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是天地万物之体、之本。
王弼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王弼在《周易注》复卦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之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天地之心，即天地本体。天下万物，运化变化，皆依天地之心而得其存在，依本体而各正性命。本体是寂然静定的，万象则是变动不居的。
在认识论上，王弼主张以动变之“有”证静常之“无”。强调以动求静，在运动中把握本体，他认为：“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即从“形”和“有”出发逆向追溯，在所复归到根源处的“无”和“道”中来“成全”“有”和“形”。王弼认为“圣人体无”，即圣人不仅可以认识事物的本体，而且可以认识治世之道。圣人的治世之道是“体无”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
基于“体无”的认识论，王弼提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崇本息末”的政治主张。所谓“崇本”亦即贵无。在汉魏之际那样一个“礼坏乐崩”的社会里，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所倡导的名教，已经越来越流于形式而成为束缚人的工具，他们所谓的仁义也只剩仁义之名而无仁义之实了。王弼在《老子注》中说：“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他认为“以动治国”的“人治”理论，都是“弃母用子”、“舍本逐末”的，易造成混乱；而君主自处“无名”、“无形”地位，实行“无为而治”，却正可以达到“崇本以举其末”。王弼在《老子注》中还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强调因自然而立名教，以自然无为的态度行有为之治，因为名教伦理原则根源于人的淳朴的天性。这样，在名教与自然的冲突中，他也就为儒家伦理原则找到了一个基础：即道家的自然原则。
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期，社会名教原则失去了效力，它不能起到整合、调节个人行为的作用，反而严重束缚压抑了个人自由，尤其是当政治阴谋家利用名教来压制个人言行时，它就成为纯粹的政治工具，与其原来作用大相径庭。王弼“以无为本”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揭示了“无”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支配力量和决定因素，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功业绩皆靠“无”得以完成，一切个人皆以“无”得以安身立命。同时，在宇宙观方面，王弼深化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从宇宙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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