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16年，周室腐败而愚蠢，甚至发生了争夺王权的内乱。抢夺王权的王子朝失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李耳见诸侯国之间充斥着龙争虎斗、谋略权术、战争杀戮，极度失望，便决意回到苦县设坛讲学，专事学术。这是他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决定。设若没有王子朝“奉  周之典籍以奔楚”，李耳可能会将就着继续自己的官场生涯，继续在朝廷议事时站在旁边依着柱子做他的记录。那样的话，世间就多了一个官吏，而少了一个英才。历史上为官者不可胜数，但大多都寂寂无名于荒草野冢之间，所以，当李耳意兴索然地走出洛阳的时候，其实正是自己走向辉煌的开始。这是他的又一个偶然和幸运。

      李耳回归乡野之后，专心治学，经过又一番参悟，必是愈发哲思如潮，浩阔无际，更加臻于成熟，进入化境了。以至于孔子以“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又数度到苦县问道于老子。

      到了公元492年，楚灭陈，老聃再遭亡国之痛，遂决定去秦国，这就到了函谷关。函谷关位于今天河南三门峡灵宝市北30华里的王垛村，古时是“崤函古道”的咽喉，“襟带两京”的锁钥，雄关要塞，深险如函，历来是一个天生的战场，浓重的杀气弥漫在山峦之间，至今难以消散。但偏偏当时这么重要的关隘的守将是一个文化人。

老聃骑着青牛缓缓地来到函谷关，关令尹喜见“紫气东来，料有真人通过”，便留下了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所著之书便是那册石破天惊、经纬天下的千古绝响《道德经》。老子西去后，不知所终。也有说尹喜也干脆随老子去了秦国，还有说老子到了终南山附近修道、论道、传道，最后死在扶风，葬在槐里。这些说法，学人们至今仍在絮絮地争论不休。

      函谷关写经是老子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偶然，设若防守函谷关的是一介武夫，不曾留老子著书，从此便无《道德经》传世，因为除了《道德经》，老子的著述存世者极稀。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中国古典知音文化的又一个例证，尹喜不仅是老子的知音，而且是一个智者，没有他，中国文化的宇宙将留下一个永远不可知的空洞。老子驾鹤西去了，但有《道德经》流传，成了照亮后世的明亮光源。正如庄子所说“蜡烛和柴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火却传下去，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纵观古今，凡一位大人物的产生往往有其必然，又有其偶然。必然可以常遇，偶然不可常得。各种必然和偶然能够毫无疏漏地集合在一起，方能成就一个伟人，但是这种情况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圣人的出现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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