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因为没法满足接近前线的欲望而倍感气馁时，奥登和伊舍伍德却成功了。他们接近了一场战斗的前线，被涂成绿色保护色的白色战马逗乐了。伊舍伍德报导说:“据说运河对岸的最后一幢房子里都是士兵，但是奥登把头探出战壕，又拍摄了两张照片，没有遭到射击。他轻声对我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日本人。’他的话语被三声颤抖的口令打断。” 他们离开了，“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田野，随着轰炸的持续，“田野在阳光下显得荒芜空旷。”“更多中国人从东方开火，日本人还击，轰炸着我们刚撤离的壕沟”。 (本文来源:中国网 )

他们的旅程中有许多时候是坐火车的，由于轰炸或军队转移，火车有时一停就是数小时，甚至几天。“我们坐在河岸上，看着十九师的士兵们从舢舨上爬到岸边，还带着马匹、机关枪和灶具。他们有着真正战士的真实而又坚强的神色，像流浪者那样顽强而务实。经验教会他们究竟该携带什么设备——一个热水瓶、一顶草帽、筷子、一把伞及一双备用的胶鞋。每个人的腰带上都挂着一条洗脸巾，像洗碟布，系在一起的是两三颗手榴弹，它们看上去像微型的意大利吉地安酒的酒瓶。”

这本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他们到另一处前线的记述，那是南昌附近，随同去的还有《时代》杂志的记者和作家彼得·弗莱明。奥登以不修边幅著称，而伊舍伍德穿着湿透的长裤，一件“前面烧掉了一大块”的衬衫，一双“由于结了泥浆变得又小又硬”的鞋。他俩跟弗莱明，那个老伊顿旅行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身穿卡其布的衬衫和短裤，高尔夫长筒袜穿得整整齐齐，结实的仿麂皮鞋，防水的腕表和莱卡照相机，他彷佛直接从一家伦敦的成衣铺的橱窗里走出来，为绅士夏季探险套装做广告。”尽管他们外表和意识形态有区别，但这三个人旅行时相处得很融洽，伊舍伍德对弗莱明的中文能力印象很深。

海明威夫妇的所谓“蜜月”之旅

玛莎·盖尔霍恩和海明威于1941年开始报导中国战争，和奥登及伊舍伍德的形式多变的历程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很不相同。奥登和伊舍伍德倾向左翼，他们广泛旅行的目的是记述中国当时局势的许多侧面，但是，对于玛莎·盖尔霍恩而言，她在西班牙呆过一阵子，报导了内战，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记者目睹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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