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先生的群虎》中，玛莎·盖尔霍恩描叙了和蒋介石夫人以及蒋介石大元帅本人的会见，后者似乎认为出现时未戴上假牙便是对他们的特别恩宠。她认为他俩“喷射出宣传”，并且描叙了当她向蒋夫人婉转地提到街上患麻疯病的乞丐的可怕状况时，会见是如何糟糕地结束的。蒋夫人非常严厉地做出反应，她声称中国没有把麻疯病人拘禁起来，当玛莎的祖先还在树上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蓬勃发展了。然而，有人曾经指出，玛莎在第二天还进行过第二次采访，有关这次的记叙在《柯勒支报》(1941年8月30日)一期中有过报导，在文章中，玛莎描写了蒋介石夫人是如何勤勉地工作(“没有哪个苦力一天工作时间比她更长”)，说她非常慷慨，并受人爱戴，说她的姐姐孔夫人从来没有贪污，而是“为中国”牺牲了许多，尤其是当中国债券的价值下跌时，他们出于爱国，买入许多，当价值上升、他们遭到损公肥私指控时，是如何感到尴尬。显然，到了1979年，当玛莎把伦敦作为基地时，已不需要代表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进行任何宣传了，而且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提到周恩来，因此两个叙述之间存在差异。

图为玛莎·盖尔霍恩(左一)和厄内斯特·海明威(左三)在华南。

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了一场作家运动。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如熊式一离开中国远赴欧洲，为争取欧洲人对中国的支援而作战。西方作家则进行了方向相反的旅程，他们被战争吸引访问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诗人奥登，以及他的旅伴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还有美国人玛莎·盖尔霍恩和厄内斯特·海明威。

诗人奥登及其旅伴的“通向战争之路”

英国诗人奥登于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短暂地访问过西班牙。同年，他和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受两家出版社的委派，撰写“一部有关东方的游记 ”。虽然伊舍伍德后来说，他“太过于意识到在中国成为微不足道的自我”，他们合写的《通向战争之路》虽然很风趣，但却是一部对战争和政治以及生存努力的比较均衡的记述。在序言中表达的致谢名单里，有他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士，从传教士到外交家，从国民党官员到知识分子，包括邵洵美、左翼活动家如阿格尼丝· 史沫特莱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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