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共同“去中国前线”的旅行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在危险的状况中飞行，蹲在狭窄的小船上，骑着矮马在雨中穿行。海明威的马实在太小，当他坐上去时，彷佛那马长了六条腿。有一次，那马被他压垮了，所以他只得扶起它，背在身上。玛莎，她似乎永远处于盛怒状态，“朝我吼叫，要我把马放下，她担心背马也许会触犯中国的戒律”。他俩爆发了一场争吵，海明威坚持认为他的首要职责是对马负责，玛莎则担心这种举动可能被视为侮辱中国人。最后，她坚持要他把马扔下。海明威对马道了歉，把马放在地上，在马身边行走。

他们从一个军事基地辗转到另一处军营——“ 士兵的护送，祝酒，很快部队检阅接着是大摆宴席”——估计是由高层安排的，也许目的是保护他们重要的客人，他们身上带着的介绍信不是别人，而是来自美国总统的夫人。无论他们来到哪里，他们的名声总是先到一步，欢迎横幅到处可见，并且“有一次，一位男子跑步与我们的车队平行，他问我们的下一站是什么地方，这样政治部就可以搭起一座拱门”。海明威看来比玛莎·盖尔霍恩更加能够忍耐，后者永远对于肮脏的住所，以及他们没能看见军事行动而怒气冲天。他作为美国的代表向士兵演讲，意识到这些士兵从来没有被国民党的军官接见过，还意识到他们赤着脚，口粮也不足。他们观看了一系列慰劳士兵的爱国戏剧。最后，他们被带到一处设防的山脊，那里他们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据说是日本人的军营。他们很快觉察到这是一座“伪造”的日本军营，日本人是在山的另一边。玛莎在《柯勒支报》 1947年7月28日一期中写道:“这位将军无法很好地唤醒这些沉睡的山岗，上演一场真正的战斗，但是他想炫耀他的军队……下面的沟壑里，小小的身穿卡其军服的人影用长着树叶的枝条伪装，在稻田的田埂上飞奔，当大地提供更少掩护时，他们就卧倒，我们几乎看不见他们向敌人的阵地匍匐向前……” (本文来源:中国网 )

他们来到重庆，被安置在宋氏的另一位兄弟宋子文的房子里，他是蒋介石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对于他，玛莎·盖尔霍恩也许是出于细腻(她发现那屋子特别脏)，总是称之为“叫我称它什么好呢”。玛莎对于他们在重庆与要人的会面的记述十分有趣，因为在当时《柯勒支报》中出现的东西和她1979年在随笔《马先生的群虎》中相互矛盾。通过王炳南的德国太太(玛莎说是“荷兰人”)，他们受邀会见了周恩来，这个名字对玛莎来说并未意味着什么。然而海明威曾从乔里斯·伊文思那里听到这个名字——海明威在西班牙结识了这位电影摄影师，伊文思后来在中国拍摄过开创性的影片。海明威伉俪被戴上眼罩，领进“直接来自詹姆士·邦德，但是比詹姆士·邦德要早得多的场景”，进人一间小小的用石灰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