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他们“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国际审批。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然而，陈独秀在2月27日回信时却在全面而猛烈抨击国际和中共路线后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就这样，陈独秀被无可挽回地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他们在党內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存亡的大问题。

这种情况与瞿秋白的情况成为鲜明对比。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因此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他的倔强的个性和敏锐的思想，因此他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虽然他有时不一定正确)；大革命中，受组织原则的约束，他在被迫执行国际路线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他就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何方，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瞿秋白与他相反，早年曾信奉主张消极退让、避世厌世的佛教和庄子学说；五四时期转信民主主义时，这种思想在西方已成强弩之末，而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却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为瞿所倾倒；接着，1920—1923年，瞿又在莫斯科待了三年，认真研究了马列主义，同时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因此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更加削弱，而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甚至把尊重上级，服从组织当作最高原则来执行。再加上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检查的在矛盾斗争中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即“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