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说明，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瞿秋白是十分软弱的。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他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委屈，即使在他临终前写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那篇长篇自白书《多余的话》中，也丝毫没有一点怨言，而只是进行自责和麻痹自己。他虽然因此不像陈独秀那样被开除出党而留在了党内，但却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说1931年初被王明集团开除后，“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请看，一个在1924年回国和1927年上海第二次工人暴动时，那样勇敢地写文章与领导层的错误路线进行勇敢批判的战士，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麻木不仁、作贱自己的懦夫，说明近十年的党内斗争多么的残忍，完全杀死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

一个是在党内斗争中不能或不敢与错误倾向错误路线作斗争，一个是在这种斗争中不计后果。说明二人都是书生革命家，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后来的毛泽东与他们不一样，既能抵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克服党内错误倾向，执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路线，又能较好地保护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安全。

《陈独秀与翟秋白:中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唐宝林 陈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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