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