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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