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失败后，炯明退居香港，仍继续努力以政治办法来觅求中国之统一。1925年双十节日，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炯明为总理，云南的唐继尧为副总理。1926年初，党总部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同时推进党务，伸展于东南亚各地，登记侨胞入党达十余万人。致公党主张建立联邦制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教条，而赞成多党制的民主政体。

从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改变为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确是世界历史上民主运动之一创举。这也可算是陈炯明晚年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总言之，炯明不是一个空口谈革命的前清秀才，也不是像国民党所诬指为「叛党叛国」的南方军阀。他是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当过清末的省议员，当过革命时期的选锋（敢死）队长，当过民初时期的都督，当过二十年代的省长，对于「行政」与「立法」两权的运用与制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权限的划分，不但有理论上政治学识的基础，而且有实际上运用的经验。他对民间的艰苦，地方自治的必要，更有深切的认识。

炯明于1933 年病逝于香港。后人有说他“潦倒地死于香港”。这“潦倒”二字是中国封建传统通俗的说法。吴稚晖在挽陈联中说:死后“身无长物”是“英雄有价”。炯明去世时是致公党的总理，继续为建设共和而努力，是一个“斗士”，是“暂时失败的英雄”，不是“潦倒”的政治人物。

炯明倡导「联省自治」，百折不挠，不是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为谋求建国的永久根基。 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他很沈痛的对爱国学者（也是辛亥革命元勋）章炳麟说:

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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