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郭沫若和安琳在患难中产生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套用那个时候的时髦语言，就是“革命加恋爱”，或者是“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郭沫若在自述中承认他“爱”过安琳，不过这种“爱”仅限于“精神上的表现”，因而是“不充分的”。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把郭沫若和安琳描述为“当众性交”的色情狂，纯系恶意的歪曲，断不可信。因为郭沫若和安琳都是革命中人，革命队伍有严格的纪律，再说在兵荒马乱，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哪有那份闲情逸致？

前面已经说过，郭沫若当时对安娜十分感激，他把他们夫妻“爱的联系”视为“骨肉的联系”，视为“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总之看得无比重要和神圣。他一再说安娜是他永远的惟一的爱人。他把译作《浮士德》献给永远的恋人安娜。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郭沫若真心真情的流露，并无半点虚假。不过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他献给安娜的《浮士德》，其中一首诗《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给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郭沫若说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虽说是译诗，完全是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来表现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彼时彼刻，宛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诗人的情感世界里漾起了矛盾的微波：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郭沫若尽管身心不宁，还是和安娜去了日本。看来安琳并没有对郭沫若和安娜的夫妻关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她留给郭沫若的只是一段难忘的温馨而又浪漫的回忆。所谓“惟其爱才不结婚”，表现了对安琳的尊重与爱护，他不愿使她处在“第三者”的尴尬地位；这也表明了对安娜的敬重与依恋，他无意改变他和她夫妻关系的现实。

郭沫若在亡命日本的后期，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于立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经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为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聘任。不久她得了肺病，靠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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