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于立群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小的刚两岁多。当时已经住得相当拥挤的七口之家，一下子又住进了四个大人，而且关系是那样的尴尬。但她还是忍气吞声地应付了过来。好多年后，于立群和我谈及此事，还心有余悸，感伤不已。淑瑀在郭老家中又住了两个月左右，10月份由组织上安排从香港到达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但在台北念中学的志鸿不喜欢那儿的环境，后由冯乃超带到了北平，在北京饭店见到了郭淑瑀。这年4月安娜同和夫、复生在夏衍的安排下到了香港后，由赵沨带领，5月10日左右他们也到达北平，住进了翠明庄招待所。

这样除郭博还留在日本外，安娜和四个孩子在北平相聚了。不久淑瑀进了燕京大学，志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复生则随夏衍到了华东，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夫去了大连，到一个研究所（即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前身）工作。

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恩来于这年七八月间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由郭淑瑀担任翻译。周恩来称赞她在长期艰难的情况下，靠着顽强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把五个孩子培养成人。同时周恩来劝她体谅郭沫若和组织上的困难，不要再提和郭老脱离关系这个问题了。周恩来还说，你的四个孩子都在中国工作学习了，如果你和郭博同意，也欢迎郭博到中国来工作，你也不要回日本去了。安娜感谢周恩来的关怀，同时她也向周恩来表示了对郭老避而不见的做法不满。不久她就到了大连，和长子和夫一起生活。

相见时难别亦难

安娜因为没和郭老见面，认为他们的关系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非要当面谈个明白。1951年她由大连来到北京，郭老还是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安娜特别生气，就自己找到郭沫若家中。恰逢郭沫若和于立群有事外出，她就在客厅坐等。郭沫若和于立群回家见到安娜，十分突然，于立群当即避开了，郭沫若请安娜坐下，说自己到后面去脱大衣。然后他俩连忙出后门去找有关领导。经过领导和老朋友劝说安抚，几天后，安娜回到了大连。

安娜和郭沫若第三次见面是在1969年“五一节”后。当时我接到安娜从上海打给郭老的电报，说她哪天乘火车到北京，请郭老安排一个住的地方。我把电报立即送给郭老，他拿着电报去找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